美國一位著名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裏斯朵夫（Nicholas Kristof）列出多項證據，證明釣魚島自古屬於中國，並認為美國在日美安保條約中的“義務”和其對釣魚島主權的態度不符，處於“很荒謬”的地位

美專欄作家力證釣魚島自古屬中國 稱美國立場很荒謬

By wangwei1998　|　2012-10-02 20:10:13　|　0 Comments 　|　其他

美國一位著名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裏斯朵夫（Nicholas Kristof）列出多項證據，證明釣魚島自古屬於中國，並認為美國在日美安保條約中的“義務”和其對釣魚島主權的態度不符，處於“很荒謬”的地位。

克裏斯朵夫曾獲普利策獎，是美國資深記者及專欄作家。在9月10日個人博客中一篇題為《留心釣魚島》的文章裏，他說：“究竟釣魚島的主權屬於誰呢？我覺得應該是中國，盡管答案不是那麽明確”。他隨即列出了幾點證據。第一，中國的航海記錄顯示，釣魚島“數個世紀以來”就是中國的；第二，日本在1783年印制的一份地圖也標明釣魚島屬於中國。第三，1895年，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割占臺灣，將釣魚島也一並收入囊中。

其後，克裏斯朵夫分析了美國在中日爭端中的尷尬地位。他認為：“從技術層面來講，美日安保條約涵蓋日本行使管轄權的地方。

如果中、日交火，美國有義務出兵幫助日本。然而美國又宣稱‘對釣魚島主權所屬沒有意見’。也就是說，我們並沒有同意釣魚島是日本的，卻要因為釣魚島幫日本打仗。”就事實層面而言，他認為：“美國沒有理由為了幾個根本就是中國的島嶼而與中國發生核沖突。”所以，他認為美國處於一種“很荒謬”的位置。

民間：仿效獨島 千船保釣 /  專家：軍事經濟 雙管齊下

針對愈演愈烈的「九• 七 釣魚島撞船」事件，衆人對於如何「以暴制暴」，反應不一。其中，最能代表民間態度，頗爲引起轟動的是香港《亞洲周刊》的封面文章《民間千船保釣願景收復釣魚島不是夢》。該文章稱兩岸三地應效法50多年前韓國奪回獨島的精神，運用中國8年抗日保家、克敵制勝的法寶——人民戰爭，發動「千船齊發釣魚島」行動，將釣魚島團團圍起來，和日本人玩海上游擊戰，中國的千船萬艇齊動員，會令日本當局措手不及。屆時，中國民衆乘勢上島，在島上安營扎寨。大陸著名房地産商上島蓋經濟適用房；中移動、臺灣大哥大在島上設立通訊基地，開通手機和互聯網；中華電力建釣魚臺太陽能發電站；臺灣便利店上島開設門市；兩岸民衆先將釣魚島奪回並統一。

話說回來，比之中國政府的「擱置一邊」和「口頭聲討」，日本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對釣魚島的經營從來沒有中斷過，從早期的獵取鳥羽這種純經濟行爲，再到近幾十年來的建臨時機場、燈塔、神社，以及與漁民簽定租約等等，都是在步步爲營地實現對釣魚島的「長期實際占領」，以此來呼應國際法中的相關條文。如今，《亞洲周刊》這樣的提議不失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當然，比起這種相對比較「兒戲化」的衝動做法，專家們的建議似乎更有可取之處。中國知名軍事戰略專家彭光謙少認爲要真正達到效果，必須「針鋒相對」：第一，將東海油田的談判無限期推遲，甚至取消，全面恢復東海油田的勘探和生産；第二，定期派出有戰鬥力的漁政船在釣魚島海域護航，使之制度化；第三，在我釣魚島海域開展軍事訓練；第四，支持學界對日本非法占領琉球群島問題撥亂反正。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馮昭奎認爲，日元的走向直接影響著日本是走向復蘇還是走向蕭條，因此「對日本最有效的反制措施就是買進日元，迫使日元升值」。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劉軍紅指出暫停中日之間的環保合作雖然有損雙方的利益，但終究是日方吃虧大。而商務部研究院日本問題專家唐淳風則表示：「經濟制裁并不能作爲博弈的籌碼，而是需要尋找具體的措施」：積極借機利用合法舉措規範日企的在華業務，同時减少或限制對日資源出口。

釣魚臺群島：中日角力主戰場VS中美角力副戰場

對於此次事件，還必須關注的一點就是始作俑者美國的態度。此次事件發生後，日本媒體曾逼問美國政府，釣魚島是否已列入美日共同防衛的範圍，對此美國官方表示了肯定的回答。（注：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坎貝爾在1996年明確表示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2004年，布什政府時期的副國務卿阿米蒂奇也確認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然而幾天之後，有媒體繼續追問此事，美國則以規勸中日雙方和爲貴爲由，含糊其辭，沒有給予直接回答。由此，足可看出美國在這件事情上處於「尷尬并荒謬」的地位。

普利策獎獲得者，美國《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及專欄作家尼古拉斯?克裏斯朵夫（Nicholas Kristof）10日在其個人博客中一篇題爲《留心釣魚島》的文章裏一方面列出了多項證據，證明釣魚島「心照不宣」地自古屬於中國；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美國在日美安保條約中的「義務」和其對釣魚島主權的態度不符，處於「很荒謬」的境地。克裏斯朵夫分析道，從技術層面來講，「美日安保條約涵蓋日本行使管轄權的地方。如果中日交火，美國有義務出兵幫助日本。然而美國又宣稱『對釣魚島主權所屬沒有意見』。也就是說，我們并沒有同意釣魚島是日本的，却要因爲釣魚島幫日本打仗。」就事實層面而言，他認爲：「美國沒有理由爲了幾個根本就是中國的島嶼而與中國發生核衝突。」尼古拉斯的觀點雖然只是一家之說，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不少人對於美國在此中日領土之戰中「不光彩」作用的一種批評態度。

對於美國而言，「釣魚臺群島」問題不過是其維持泛太平洋地區「除自己外不讓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坐大」的一種策略和手段罷了，用「鶴蚌相爭，漁翁得利」一句來形容幕後的美國，可以說是恰如其分。相信熟知歷史的明眼人一定很清楚，二戰之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美國的戰略需要的：當初因爲中蘇交惡，可以聯中抗蘇，所以擱置釣魚台群島問題中日建交，擱置台灣問題中美建交，這才有了一段「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蜜月；新世紀以來，在「中國崛起論」和「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東亞共榮」走向「日美共同」，「釣魚臺群島」最近幾年來接二連三「擦槍走火」，不過是首當其衝的被用作了博弈的棋子罷了。

國耻家恨：被歲月打磨至「淡忘」？

此次釣魚島事件，恰逢「九一八事變」79週年紀念日，中國內地及香港民衆以及北美華人在北京、上海、瀋陽、深圳、重慶、香港、紐約等城市發動了遊行示威活動。按照預計，「新仇舊恨」夾雜在一處，引發的憤怒當如「江水滔滔」，且又是難得在政府「默許」之下，遊行之隊伍理應十分壯大，綿延數裏才對。就算不能同「五四」相比，也該和當年「中國駐南大使館被炸」時的遊行聲勢一般才是。

然而事實上， 中國內地的遊行多爲網絡召集的自發遊行，鮮見周密的組織計劃，規模并不大（不過數十人），持續時間亦不長（不到一小時）；反倒是香港及北美華人更具組織性，規模也更大（美國紐約有數千人參加）。

雖然，稍早前的17日，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否認將組織大遊行，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薑瑜也表示有信心民衆會用理性的方式表達訴求，反對過激行爲。不過，我們是否可以理解這一現象存在這樣的擔憂：「老百姓寧可在網上打口水仗，也不願放下手頭的事真正站出來喊一聲！」我們說人應當向前看，不能老沉浸在過去裏，然後，如果忘記了昔日的傷痛和教訓，讓歷史的車輪重複壓過，豈不是更加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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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D. Kristof, a columnis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since 2001, writes op-ed columns that appear twice a week. Mr. Kristof won the Pulitzer Prize two times, in 1990 and 2006. In 2012, he was a Pulitzer finalist in Commentary for his 2011 columns that often focused on the disenfranchise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Mr. Kristof grew up on a sheep and cherry farm near Yamhill, Oregon. He graduated Phi Beta Kappa from Harvard College and then studied law at Oxford University on a Rhodes Scholarship, graduating with first class honors. He later studied Arabic in Cairo and Chinese in Taipei.

While working in France after high school, he caught the travel bug and began backpacking around Africa and Asia during his student years, writing articles to cover his expenses.

Mr. Kristof has lived on four continents, reported on six, and traveled to more than 150 countries, plus all 50 states, every Chinese province and every main Japanese island. He jokes that he’s one of the very few Americans to be at least a two-time visitor to every member of the so-called Axis of Evil. During his travels, he has had unpleasant experiences with malaria, mobs and an African airplane crash.

After joining The Times in 1984, initially covering economics, he served as a Times correspondent in Los Angeles, Hong Kong, Beijing and Tokyo. He also covered presidential politics and is the author of the chapter on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in the reference book “The Presidents.” He later was Associate Managing Editor of the Times, responsible for Sunday editions.